準來港孕婦的邊緣掙扎

先說「準來港」一詞，其實是在在2006年中成立的「準來港婦女關注組」而開始的，意思是迎接和接納她們即將到港前的需要，認同她們是香港人的一份子，只是在等候來港。然而，由2006年底開始指稱她們「搶佔」了香港公立醫院產房床位時，傳媒都只是稱她們作「港人內地妻子」，這個稱呼彷彿已拒絕把這群婦女當是香港人的一份子。
筆者認為，香港社會對準來港孕婦的歧視是基於香港人對中國的想像，雖說香港的主權已移交予中國，但互動卻只限於經濟層面上，自由行、港商在內地的投資反映了中港在經濟上互動的頻繁，當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時，就去擁抱內地，但在社會及文化上，卻仍存有對中國的恐懼與抗拒的心態，而這些卻是制定許多不公平及剝削準來港婦女等邊緣社群的各種政策背後的重要支柱。
2003年，香港政府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提出「人口政策」報告書，當中提出「在公共醫療護理服務方面，這一原則適用於訪港的雙程證持有人和其他訪港旅客，並會考慮如何應用及實施於其他人士。」即是將港人內地配偶界定為非符合資格人士行列。自此，港人內地配偶在香港接受公立醫院服務，便不能享有香港居民收費的價格（即是，香港居民的住院費是$100，內地配偶就需$3300）。
在2005年5月17日，醫管局在這個身份界定後，便向港人內地配偶實施$20000三日兩夜的分娩套餐。至2007年2月1日，醫管局將這分娩套餐收費大幅增加至$39000，並要求在預約服務時一筆過繳清，否則對未經確認預約分娩服務或沒有受到由醫院管理局提供的產前檢查者，醫管局就會收取$48000的懲罰性收費（非港人在港產子都只須繳交$20000 成本費，準來港婦女比非港人的收費更高昂）。
但為什麼這群婦女需要被懲罰呢？事實上，政府利用了多項污名化的方法，把這群婦女推上邊緣位置，如指稱內地孕婦常拖欠住院費用、醫管局每年需要額外動用一億多元處理大批內地孕婦湧到公立醫院生產的情況、拒絕不肯繳清費用的內地人士入境等。但我們可見這措施並未能令到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的人數有明顯減少，只是將這批內地孕婦中的三成半人「趕到」私家醫院。
對於這群準來港婦女而言，她們有什麼選擇呢？丈夫是香港人，一般是基於「嫁雞隨雞」的心態，再加上家族的人對香港生活的想像，她們都會無選擇地要到香港與丈夫團聚。但在等候來港的過程中除非不想有下一代，否則就會注定負上沉重的代價......要麼來到香港生產就要「被罰」$39000費用，要麼就一直待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取得居港權來港後才以本地人價錢生育，但屆時可能已成高齡產婦了，否則只好放棄子女的居港權利，因此有不少情況令孕婦因負擔不起費用而墮胎，或為了節省一晚的住院費，而冒險在最後一刻才入院產子。
生育權、家庭團聚原是基本權利，但雙程證、居港權及內地孕婦分娩政策卻將這群婦女落入沒有出路的境地：嫁了，卻不可以與丈夫團聚；結婚了，卻非要負上高昂的代價才可生孩子；生了，卻要經常來往中港兩地續辦證件以照顧子女。經濟上，因為經常離開內地而不能工作，只能依賴夫家；角色上，不能經常照顧兒女，當個好母親；身份上，因為嫁了，做不了內地人，但香港卻不當她們是自己人。若說新來港人士有「適應」的問題，應說是由這些排外政策開始。

你不知道的四川地震報導之二：訪問四川採訪歸來的港記

對他而言最震撼的，就是見到有許多逃離了北川的人仍然回去尋找親人，但他們回去後發現一片頹垣敗瓦，見他們一個個沒有精神地遊離浪蕩，離開瓦礫堆又走回去，每天來來回回，絕望，就是這樣。

那種無力就是，想像一下整個北川塌的情況就如整個大圍一直塌到沙田的禾輋，即使是每天廿四小時不停地抓，能做到的卻是如大海中的鴻毛。

政府安排
北川的居民，最初是安置在北川當地，後來就被安排到錦陽的體育館，那裡有過千災民暫住，他說那裡帳篷、食品、衣服都不缺，且有指揮部和醫療隊都在那兒駐守，秩序並不亂，安排算是不錯了，而令他覺得印象最深的是當局對小朋友的安排，他說所有的小朋友，中小學生也好，都被安排在主場館內，由老師在場館內維持秩序，成年人並不容許進入，即使找親人的都需要事先登記，防止了擄帶小孩的情況發生；另一方面的好處是可以令他們同齡的頁朋友可以互相扶持，當他進入了場館之後，給他的感覺是災區見不到的氣氛，就是熱鬧，當然，熱鬧可能是由於小朋友們在這個被保護，不容接觸外界的情況下，並不知道災區的情況，他們只知道當天是上學，突然就地震了，整班同學逃了出來，不久就安置在這，或者他們連親人都聯繫不上，但畢竟小朋友都懂得苦中作樂，會坐在一起聊聊天，當他們見到名泰，一個他們從未接觸過的香港人來跟他們做訪問時，就顯得雀躍非常，泰給他們看港幣，小朋友們還待他如明星般向他索取簽名，他說原來這麼簡單的事就可以滿足他們。

阿泰可能覺得感覺良好，筆者卻為此的感到心痛，面對這些可能已經和家人生離死別的孩子，怎樣才算是對他們的保護呢？

訪問阿德
香港傳媒競爭愈見激烈，在外訪時更甚，在地震之後許多記者趕到災區現場，不說他們報導得如何，但各大電視台已紛紛把記者們在前線訪問的鏡頭變成推銷自家電視台勇於走到前線的「專業精神」，筆者訪問了另一名記者阿德，他說我們最近在香港某電視台見到該台獨家做到胡錦濤多謝港人那番講話，並且作為電視台的宣傳品，是他們並不光彩地搶奪回來的，當時胡錦濤走訪到北川，阿德目擊該台的記者與另外某幾家記者約好待胡視察後跟他「扑咪」，當那幾家受邀的媒體在約好之處等待的時候，原來那家記者已偷偷的和胡錦濤做了訪問，其實阿德作為目擊者，他當然明白行家間的競爭，別家做了自己做不了都無可厚非，但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那位記者難得可以做得了胡的獨家，竟然只是問「可不可以跟香港人講幾句話」，他覺得這個愚蠢的問題只是又做了中央的宣傳機器，他說就算簡單的問胡如何評論救援進度或者下一步計劃，都一定會比她本來問的問題更有意義。

你不知道的四川地震報導之一：訪問四川採訪歸來的港記阿泰

按：曾到四川地震災情現場的電子媒體港記阿泰前兩天已回港，不少人都說這次是中國政府難得如此開放讓不同國家記者進行採訪，而這次香港媒體都派出了近百名記者親到前線，面對香港和國內媒體的報導手法，和中國政府對事件的論述，筆者訪問了他對以上的觀察。

中港媒體報導

在這場國殤當前，國內和香港的媒體都群起出動，在新聞業不盡相同的脈絡下，中港媒體做法和取材有何不同呢，他認為香港跟內地的取材其實都沒什麼分別，都是對領導人特別有興趣，他說內地媒體固然全程跟著胡溫探訪災民，而香港媒體更為這個公關加上宣傳的力度，進一步追訪胡溫訪問過的災民，問他們有何感受，阿泰對此甚感不忿，他說其實都明知災民的反應定是「胡溫真好！做實事，鼓勵我們面對未來！」，盛讚黨和政府，香港媒體高層的這個設計就明顯地是為向中央獻媚，他說其實有很多個案都會比那些曾見過或者曾被胡溫探訪過的災民更有意義，但媒體高層就是希望可以找到這些災民，有時媒體訪問某災民，只是因為他們被領導人親切問候過，這類新聞故事的重點，只從領導人出發，領導人做了什麼，領導人說了什麼，即使訪問了災民，也只是用作陪襯，襯托出領導人對他們的關心，但四川地震報導，主角是災民，不是領導人，這樣做難免是本末倒置，就正如香港媒體一直的習性，見另一間媒體做過的訪問，上司就會迫逼前線記者要做到別人已做的故事，因此他只好在災場周圍問有誰見過領導人，然後就問他們的感受，而令那些親歷災情的人民，被突出了的故事性和特殊性，並不是他們自身的經歷或者感受或者評論，而是因為他們見過領導人！阿泰直斥bull shit，但他還是無奈繼續生產這些bull shit的新聞。

他說只是內地更露骨，赤裸裸地歌頌領導人，常常在報導期間介紹胡溫「深情地說」什麼什麼（執筆之時看到鳳凰台播出歌頌胡錦濤的廣告，幾張胡探訪災民的片段，最後就打出一「以後爺爺再來看你」，露骨之情，不言而喻），他真的太佩服中共的宣傳機器，他描述了一次採訪經歷，有一次他訪問了一對分別被困了三日和五日，剛被救出來的夫妻，她們其實只是一牆之隔，因此他想問她們有何感受，期間如何互相鼓勵等問題，但她們第一句就說深信「黨和國家一定會救我們出來」，他說在採訪災民過程中實在聽了太多「黨和國家」的什麼什麼了，令他覺得中共又何需怕民主，如果現時有選舉，他相信共產黨必贏！

不知道埋在瓦礫下的亡魂可曾相信黨和國家一定會救他們出來呢？

不過他對四川電視台播出重覆度極低的廿四小時新聞報導實在是嘆為觀止，我們在香港電視媒體一般所見的，都是記者觀察及選材後才報導出來，但四川電視台的記者可以一邊行一邊可以流暢地描述情景，而且即時訪問在場的災民，這種真真正正和播出時間同步的新聞令阿泰覺得簡直可以拍得上美國有線新聞，他說當地電視台報導有關領導人的消息固然歸邊，但其他災情的報導他真的覺得很厲害。

香港的媒體報導與港記的採訪困難

他說香港媒體派出近一百名記者到四川做採訪，但由於對災區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並不熟悉，因此他每天都努力熟讀電視台和地方報紙，但他即便心中都有許多疑問，希望可以採訪的問題，如安置和豆腐渣工程的問題，就算他能找到北川中學的副校長，但他都只是說調查中而不果。除非是大事如瘟疫爆發，否則香港媒體都是不停地找個案做，因為大事以外，那些個案就可以像罐頭一樣可以隨時播出，在這種大型的災難，他說到處都是個案，但方向如何，連上司都不懂如何給前線記者指導，他說上司都只能每天問他會做什麼、去什麼地方，每天都面對很大的壓力，尤其是他工作於電子傳媒，每天早、午、晚都有詳細的新聞專輯，再加上差不多每天都要來回錦陽與北川，當他去到北川時，都只剩下一個小時左右時間可以做採訪工作，他說這些客觀的困難都難以令他做到好的報導。

默哀作為宣傳之一－你不知道的北川默哀現場

在五一二地震之後的七天，在地震發生的時間，下午二時二十八分，國家呼籲全國人民為地震死難者默哀三分鐘，中央電視台全程直播中國不同地方默哀、下半旗等情況，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其中一幕就是幾百名救援人員齊整地站在北川的瓦礫上默哀，阿泰就向我們道出他的目擊。他說到了地震後的第七天，在北川基本上已不是大規模的搜救工作，在北川中學的現場原只剩下約一百名的救援人員，但就是在默哀前的幾個小時，突然來了幾百位救援人員，而且有一人坐在車上指揮在場人員的排位，雖然那幾個小時，他們都是在進行搜掘工作，彷彿將剛發生地震後不久的情景再次呈現出來，但就是在那默哀的幾個小時過去之後，這幾百名救援人員就離開了現場，在這「特殊的時間特殊的地點」發生這情境令他不得不懷疑這個「偉大」的場景是特地為了國家宣傳而製造出來的場景，令他覺得今次政府的公關戰做得實在「成功」。

他轉述一位行家曾言，上海某電視台已購備了一台直升機，且有衛星導航即時將資訊傳回電視台，以備未來中國新聞採訪得以自由之時使用，令他覺得內地媒體不缺人才不缺硬件天缺環球視野，現時就是被制度束缚住，欠缺一個新聞自由的環境。而在香港，這個自由的環境都受到挑戰，而這種力量，是來自國家，還是市場呢？他無奈，這些觀察在不論中港媒體都一片要肯定中國政府救災工作的氛圍下，在主流媒體並不能公開。